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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七十三章 老站长叶长青的故事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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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上用品就是我们自己的军被。婚礼非常简单,我们买了几斤喜糖、水果、瓜子和香烟,大家晚上来新房开了个茶话会,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,大家都没有心思闹洞房。这就是我们的婚礼仪式,就连我这个新郎也是结婚的前一天才从外地出差回来,别说婚纱照,连个普通的合影都没有。简单的婚礼筹备工作是由她一个人完成的。”

“我1973年3月从外运公司回边防检查站,直接到政检科帮助工作五个月以后,也就是1973年8月正式任命为政检科检查员。这是我提干后的第二个任职命令,第一个任职命令1966年1月任命为交检科组副组长。在这七年半时间里,虽然任职命令未变,实际工作岗位频繁变动。先后在政检科、政治处、呼盟军分区、勤务中队,还在三家地方单位三支两军,共在八个单位工作。平均不到一年就变换个岗位,最长的是在外运公司支左,一年零三个月。而且每次到新岗位都是当时的要害岗位,是必需加强的单位。因此我对工作岗位频繁变动而四处奔波,自己不仅毫无怨言,反而认为是领导的信任和重用,我把它当成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。”

“那时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需要不是挂在嘴上,而是大家的实际行动。只要工作需要,牺牲个人利益是常有的事,我也是这样。比如我入伍第七年才首次回乡探亲,而且是出差顺路探家。我们结婚也没享受婚假,婚后仅休三天春节假,第四天就离家去了十八里。1969年和1971年两个孩子分别降生,我没有请假照顾爱人和孩子。大孩子即将诞生,正值全军处于一级战备时,驻满洲里部队都进入山区构筑工事,吃住在山洞里。我爱人即将临产,无奈只好一个人回杭州老家生孩子,产后三个月又是自己一个人挑着孩子和行李、奶粉、暖瓶,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返回部队。而我这时还从未到过岳父家,从未见过岳父母的面,这次本应到杭州接爱人和孩子,顺便拜见岳父岳母,可是因一级战备,未能成行。第二个孩子在满洲里出生,我当时正在扎資诺尔电厂搞军管,事先让妻子的小妹从杭州赶到满洲里照顾,我继续在电厂上班。我们结婚四年多两个孩子都很大了,我才第一次到杭州看望岳父岳母如此等等。这些行为在现在人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,而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,就连我爱人和亲属也毫无怨言,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常的。”

“那时工作成绩的好与差,并不和工资福利挂钩,不论本人干得多么出色,也只能等全军工资普调时才能动一级。我1966年提干定为行23级,一直到1972年才晋升到22级,将近七年才晋升一级,而且级差仅有十多元钱。当时的工资待遇仅凭行政级别,而职务和军龄等均不直接同工资挂钩。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,不论军队或地方工资调整都全部停滞,七年晋升一级就不足为奇了。以后基本每五年晋升一级,我到1987年晋升为19级,直到1988年末实行军衔制才进行工资改革,基本工资由军衔、职务和军龄三项组成,另加各种补贴。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政检科的主要任务是检查监护一、二次国际列车,一、二次国际列车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客运列车,经满洲里口岸出入境。列车为苏联车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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